在我书橱的下部有一个小木箱，是当年去知青农场的时候，母亲特地找人给制作的。几十年来，我一直用这个小木箱盛放用过的日记本，自从木箱中的日记本装满之后，我再也没有打开过。前几天，当我再次打开小木箱时，却发现在一摞日记本的下面竟有几十封信。拿出来一看，这些书信中时间最久是1970年，最晚的是1990年。突然想到，好像自九十年代开始，再没写过信了。

确切地讲。我真正开始写信的时间是在1970年。那时，我上中学。就在这一年中，有许多要好的同学纷纷参军和去一些保密工厂。因为离开的同学太多，我们年级由原先的11个班合并为9个班。很快，我陆续收到了同学们从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信。参军的同学有的在北京，有的在东北，有的在宁波，有的在广东等地，陆海空三军都有。当收到厚厚的一叠书信时，心里还是很激动的。我先找了张全国地图，标上这些同学部队的所在地。然后，花了很多时间写回信。同学们来信主要是讲他们部队所在地的风土人情，部队的情况说的不多。我则羡慕他们年纪这么小就能到部队当兵，鼓励他们积极进步。也就在这一年，1970年的秋季，我在学校里莫名其妙受到批斗，大字报、大标语铺天盖地，天天受批判，做检查。这反而增加了我写信的内容，当我把挨批斗的事情写信告诉同学们的时候，他们纷纷写信表示不理解，并再三安慰我。不仅如此，有的同学还写信给自己的父母，让他们到学校去安慰我。尽管受到莫名其妙的批斗，心中很委曲，但同学们的安慰还是让我很开心的。就是在现在，再看这些信，心中仍然感到暖暖的。

1972年成为知青后，开始给父母和老师、同学写信。因为怕父母担心，我的信中一般都是挑好的写，比如生活条件不错，一年发两次衣服了。有大米白面吃了等等。但毕竟年轻，总有考虑不周的时候。我所在农场所在地，每到夏天便会出现一种个头很大的黑蚊子。我们在连队的大树底下围坐吃饭时，为了防备蚊子咬，都要穿长裤子，穿袜子和雨鞋，还要把衬衣领口的扣子系严实。即使如此，还逃不过黑蚊子的攻击，胳膊上经常给叮上个大包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写家信时，打死一只袭击我的黑蚊子，顺手把这只大蚊子夹进了信纸寄给了父母。过了几天，父亲回信把我训了一顿，说是我母亲看到信中的黑蚊子后，当时就掉了泪，连饭也没吃。父亲信中说我不懂事，我自己也很感到不好意思了。

在离开学校的最初几年中，和同学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不少。其中，有三位女同学关系一直不错。她们三个轮流给我写信，每封信都属上三个人的名字，我的回信自然也是写给她们三个人，一封信三个人看。三年后，我返城进工厂。回济南探亲时去看望班主任。班主任是“文革”期间分到学校的大学生，我们一直看作是自己的大姐。在交谈中，班主任提到我和几个女同学通信的事情。她说：“别写了，你不找对象，人家还要找呢”。我不服气：“我们是同学，是朋友，怎么就不能通信了”。班主任用手中的书朝我头上打了一下：“男女之间那有朋友，听老师的”。于是，我就不再写信了。

1990年，我开始用电脑写字，用句当时的时髦话说是“换笔”了。而在此时，随着电讯事业的发展，特别是网络的出现，人们的交流更便捷。这一年，对外投稿慢慢改为传真了，应当是从这一年起，除了有些稿件还通过邮局邮寄外，我只写过很少的几封信，在此之后，再没有写过信。